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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阶段美国财政支出与通胀预测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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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网发表题为《结构性因素和中央银行可信度降低美国通胀风险》一文。在经历了2020年疫苗巨大成功以及对疫情和经济萧条退潮的期望之后,世界还要面对新的病毒变种,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可能引发世界经济继续下行的局面。在通胀方面,截至2020年底,全球经济预计下降3.5%,而84%的国家的通胀率都在目标值之下,由此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持续推行低利率和政府财政扶持的措施。
一、美国最新财政支出计划不会引发高通胀风险的分析
美国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计划引发了一些质疑的观点,就连传统鸽派的经济学家也表示一个过热的经济或将将通胀率推升到中央银行难以接受的程度。
过去40年的证据表明,即使推行上述1.9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计划,美国也不太可能经历价格上涨压力,使得通胀率大幅高出美联储设定的2%的基准值。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的10%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10%,期间美国工资水平增长了,但通胀率保持明显的稳定。目前,美国就业差距大,整体失业率又让人容易忽视此种差距。IMF初步预计,美国此次推出相当于其GDP9%的财政支出计划,将在未来3年累积性地抬升其GDP5%到6%。2022年,用美联储偏好指数衡量,美国通胀率将达到2.25%,该水平的通胀还算合理,也有助于美联储达成设定的政策架构目标。
二、通胀和经济活动间的关联逐渐降低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因素一是全球化。全球化将通胀限制在贸易货物和一些服务中。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尽管前期受到一些干扰,全球供应链还是显示出其韧性和活力,伴随制造业恢复,商品贸易在封锁阶段呈现恢复,甚至高出疫情前的水平。全球经济大规模萧条,预计2021年超过15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低于2019年。
因素二是自动化。自动化带来资产商品价格下降,使得工资的增长不会传导到商品价格。次轮疫情危机可能加速了这种趋势。另一个结构性趋势是,过去数十年间,高盈利企业占有着主要的市场份额,这些企业可以不通过提价的方式来消化成本,美国关税增加后可见一斑。疫情或进一步扩大这类企业的市场份额,因为疫情引发的下行对小企业的冲击相对更大。
因素三是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其政策的可信度,市场广泛预期通胀率能稳定保持在中央银行设定值附近。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意味着,即使在政府债务居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会以高通胀为代价来使得政府借款成本降低。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 2009年以来日本政府债务平均是GDP的200%,但其平均通胀率在过去10年仅为0.3%。
三、各国财政支出遵循安全原则的政策建议
首先,即使发生高通胀的风险有限,推行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支出将在更小的政府债务积累情况下同样带来就业和生产的提高,并为未来财政在更高社会回报领域的支出留有空间。高质量的公共投资将提高潜在的产出、增加需求,是抵消气候变化引发灾难性风险的一种综合有效战略。
其次,鉴于本次疫情危机史无前例,不确定性较大,依靠历史经验推断存在风险。2020年,各国推出的特别的政策举措,G7国家的财政支出高达GDP的14%,远高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金融危机年份的财政支出幅度,当时为4%的GDP。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储蓄率达到多年来最高值,破产率较疫情前降低了25%。随着疫苗保护广泛化,需求的复苏可能触发强劲恢复,也可能推翻人们基于近几十年证据做出的通胀预测。另一方面,破产也可能只是滞后了,破产的最终发生或带来信心的丢失,恶化通胀和进一步的失业。
第三,新的病毒变种可能引发市场波动、短暂的通胀降低、以及中央银行早于预期的利率升高,这种市场反应可能通过不可预期的方式收紧全球融资条件。尽管中央银行对疫情的演变无能为力,但可以也应当先发制人,降低债务成本巨幅变动的可能性,比如提前实施清晰的意图沟通等。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 财务与投资研究部 朱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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